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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志能力我们称之为个体的权利。

它的意义是作为潜在诉权的法律基础。例如，在格拉松和蒂歇尔合著的《民事诉讼法研究》中，诉权被定义为赋予当事人为了保护其享有的实体权利，而获得司法裁判的权利。

司法机关的民事裁判行为从不涵盖到行政法范畴。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客观法诉讼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情形。上述观点逐渐发展为客观主义学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这一定义将诉权与其旨在保护的实体法上的主观权非常紧密地（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主观权的概念如此模糊。为了厘清主观权和诉权的关系，本文拟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其一，诉权对主观权具有何种的功能。[62] 时延安：《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小结：以上述关键词开始的概括是相当粗疏而必然遗落甚多的，但也足以说明，过去四十年的宪法学，在硬件层面（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研究）和软件层面（法秩序的合宪性控制原理）的学术预备都难谓窳陋。[29]我国现行宪法起草时，王叔文教授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命题，他在1981年发表的《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应该首先肯定，宪法也是法律，它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拘束力和强制力。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再与郝铁川先生商榷》，《法学》1997年第5期。[79] 朱宁宁：《全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备案审查理论体系》，《法制日报》2018年10月18日第10版。

参见泮伟江：《中国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发展的反思与展望》，《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77] 这段说明也没有回应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的其他的一些合宪性质疑，参见张翔：《应有的独立性、报告工作与制度变革的宪法空间——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第11条的修改意见》，《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宪法学应当在与其他部门法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良好互动沟通下，协力推进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提出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41]的论断，规范性似乎已获得了相对于现实正当性的通常优先性，但在效力与实效、当为与存在之间，宪法学仍须做精细谨慎的学理建构。

[99]立法本质上是个政治过程，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并取向良善治理的达成。[11]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3页。对此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根据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第3期。

他主张对改革中出现的宪法现象的处理方式应返回至宪法规范，遵循一种契合我国宪法法治观的规范主义做法，确切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45]在改革与宪法的关系中，既定的、实在的宪法规范始终处于轴心地位，但同时又保持宪法规范适度的开放性。在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下，宪法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宪法裁判展开。

……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赞成司法裁判直接援引宪法，但裁判过程中对法律文义的转换或者解释方案的选择，在客观上需要法院以宪法作为论证依据。（四）  宪法程序法研究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新建构还指向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宪法程序法。

[59] 参见张翔：《近亲属证人免于强制出庭之合宪性限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68页。[105] 相比司法中的社会科学支持（参见侯猛：《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5] 参见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而他相信，中国宪法最终能够修成正果，成为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但这个机构的运作却略显神秘，外界很难获知其工作程序或工作成效。郑磊教授的《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110]是不多的专门以宪法审查程序为主题的专著，其目标是激活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审查权。

经过学者们的再三申说，[32]宪法至上的观念如今已深入人心，成为在新时代进行法秩序的合宪性建构的学理基石。从已经公开的备案审查案例来看，多有涉及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关系（如附条件逮捕地方著名商标，地方高院对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认定非法行医罪的规定）。

[23] 参见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4页。如果以美国司法审查、德国宪法法院体制为衡鉴标准，论者或感悲观。

[111] 韩大元、张翔等：《宪法解释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前一种方案被认为会导致全国人大有两个常设机关，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一元化领导的体制。

法教义学对于立法的重要功能在于将新的立法整合入既有的法律体系：立法是对既有法律体系的完善、突破乃至部分颠覆，但却必须考量先在的法教义学结构，也就是不能因为立法而导致固有法秩序的崩解。在有些人的观念里，违宪可是天大的事儿，[23]宪法监督的议题从而就有着很高的政治敏感度。童之伟：《完善宪法程序若干问题初探》，《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尽管在笔者看来，合宪性解释是法律解释而非宪法解释（当然有不同见解），但毫无疑问，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会间接促进宪法解释的展开，而对合宪性解释的研究也必然会推动宪法教义学的研究。

十余年后，仍有学者以宪法变通[38] 实质合宪论[39]和宪法规范层次论[40]等学理展开新的阐发。前者是对法律草案在通过前的合宪性控制，而后者是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78]如果作乐观的预测，笔者相信，类似的普遍而显明的合宪性审查应该会成为法律草案统一审议的必备内容，这对宪法学的研究也有议题设定的意义。2001 年8 月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做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齐玉苓案批复），在处理实际案件的同时，也回应了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制度期待。

同时，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乃至国家治理中一切需要依据宪法、援引宪法、解释宪法的公权力行为，都需要宪法教义学的智识支撑。仅以笔者供职的人大法学院的同事近期的研究考察，就有王利明教授对民法的利益衡量中的宪法考量，[60]朱虎对于私法中国家所有权和宪法中国家所有的一致性的建构，[61]时延安对于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62]陈璇对于正当防卫与比例原则[63]的研究等若干例证。

莫纪宏：《合宪性审查机制建设的40年》，《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二）  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 除了聚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这一核心领域之外，尽管宪法司法化的努力已经暂无制度建构层面的意义，但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仍然是宪法学需要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领域。1983 年，王叔文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向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议案，建议在全国人大下设宪法委员会。胡锦光：《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体系化》，《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

同时，这一术语也表明相关的审查工作是柔性的、协商式的，[24]而非激烈的、对抗式的，这里的合宪性甚至表达了比西方违宪审查制度中的体现机关尊重的合宪性推定[25]更为克制的内涵。宪法学的研究应当基于这一制度现状展开，短时期内再提新的基本制度架构层面的建议没有意义。

在笔者看来，通过与程序法学者的合作，或许是推进此项研究的一个可能路径。四、学术作答：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及其他 在一个可能到来的合宪性审查时代，在外部的制度条件发生变动的背景下，宪法学应有怎样的自我省察，依循怎样的路径与方法？过去若干年间，经由激烈的方法论争论，自我定位为规范科学和实践科学的宪法教义学已植根颇深。

[26] 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95] 参见李忠夏：《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以下。